门下车，走了大约两百米，拐进一条两侧停满了车的巷道。
他的铺位是固定的，会所里每个男孩都有固定的休息铺位，不是因为条件好，是因为周哥要随时知道谁在哪里。
他以为终于可以不戴了，拿着硅胶圈去找母亲，说妈这个太紧了，勒得喘不过气。
十四岁的时候，他第一次偷偷摘掉了喉结罩。
但母亲从不把他的奖状贴到墙上，墙上是妹妹的奖状、母亲自己参加读书会的证书、还有一张不知从哪里来的“优秀女性”的表彰函。
秦绶没有再问了。
他什么都没说。
他成绩不差的。
这会儿没人，他走进去，坐到靠窗的那张下铺床沿上。
秦绶靠到墙上，把被子拉过来搭在腰上，闭上眼睛。
母亲接过来看了一眼，说：“那就买个大号的。”
“再拽就把你的手绑起来。”她说。
他十三岁的时候，终于问了一句为什么。
他伸手去摸它，指尖触到那块软骨的时候，他的眼眶突然红了。
有些事情不需要理解，只需要承受。
后来他的喉结开始长了，小小的软骨突起在脖子中央，硅胶圈开始变得紧绷。
她在他六岁的时候开始给他戴喉结罩，那时候他的喉结还没有发育，硅胶圈松松地箍在脖子上，他老忍不住用手去拽，母亲就会用一把尺子打他的手背。
会所的正门要晚上才开，白天所有人都从侧门进，侧门在一条更窄的巷子里，夹在一家已经倒闭的洗车店和一家永远不开门的五金店之间。
她停下动作，慢慢转过头来看他，眼神里没有愤怒，没有悲伤，只有一种不可思议的、近乎天真的困惑，好像他在问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。
为什么他不能像别的男生那样穿短裤去上学？为什么他不能在体育课的时候脱掉外套？为什么母亲看他的眼神和看妹妹的不一样，甚至是和看任何一个路人的都不一样？
不是想那些“如果”来折磨自己，而是像算一笔账一样，冷静地、机械地推演——按照他原来的成绩，他应该能考上一个普通的高中，然后考一个普通的大学，学一个普通但能糊口的专业，毕业后找一份普通的工作，租一间普通的房子，过一种普通的、没有人把钱甩在他脸上的生活。
他推开门，走廊里灯光昏暗，空气中有清洁剂和烟味混合的气息。
那种感觉很奇怪——他好像通过那一点小小的软骨，第一次摸到了某种属于他自己的东西，某种没有被任何人否定过、修改过、覆盖过的东西。
他只是摸着自己的喉结站了很久，然后把硅胶圈重新戴了回去。
秦绶没打招呼，径直穿过走廊，推开安全通道的门，上了两层楼梯，到了员工休息室。
那是他的身体。
每一次摘下来都像是在做一件天大的坏事，心跳快得不行，手指发抖，摘下来之后又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，只好攥在手心里，把喉结翻来覆去地摸。
那天母亲出门了，要晚上才回来。
他在等。
但他不敢说。
有时候他会想，如果当初母亲没有把他卖掉，他现在会在做什么。
母亲正在厨房里切菜，刀落在案板上的声音很重。
“因为你是男的，”她说，“这个世界上只有女人才值得被爱。你不配。”
休息室不大，两张上下铺，一张沙发，一台电视。
他的奖状被母亲随手塞进抽屉里，有一次他看到那些奖状被用来垫了花盆，纸边发黄发脆，字迹洇了水，模糊成一团。
她厌恶他发出声音，厌恶他走路的声音，厌恶他吃饭的时候咀嚼的声音，厌恶他的存在本身。
他想说，这是我自己的身体，这是我的喉咙，这是我的声音，这是我的存在。
他的喉结露出来了，不算大，一个小小的锐角从皮肤下支起来，随着吞咽的动作上下滚动。
后来他又摘过几次，都是在确定母亲不会在家的时候。
周哥不在。
这种厌恶来的毫无道理却又猛烈，强烈到即使是年幼的秦绶也能清晰的感知到。
他没有哭。
他没有睡。
他已经学会什么都不说了。
母亲不喜欢他说话。
小学的时候，他每次考试都是班里前三名。
我可以长喉结，我可以变声，我可以长胡子，我可以像一个正常的男生那样长大。
不只是不喜欢，是厌恶。
前台坐着一个小姑娘，十七八岁，正低头刷手机，听到动静抬了一下眼皮，认出是他，又低下去了。
等天黑，等上班，等今晚会不会有人点他的牌。
他开始慢慢接受这些事情。
他站在浴室的镜子前，手指搭在硅胶圈的边缘，犹豫了很久，然后闭着眼睛把它取了下来。